来源:中国书画艺术网(贝壳书画) 作者:佚名 点击数:

来源:《艺术品》2015年9月刊  作者:薛 良

  矿工,这个名字是那样地吸引我们,是那样入画。长久以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夙愿——了解矿工、塑造矿工。

    —周思聪


  那些在我们脑海里不禁去反复回望,却又无法被替代的画面便是经典。周思聪、卢沉创作的《矿工图》组画便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这套大型人物组画常常被誉为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创作。如同《流民图》一样,她在构思之初便经历了挫折坎坷,甫一面世便引发美术界的各种争议,甚至她最后“未完成”的状态也成为今天我们不断讨论的话题。这套组画凝结了周思聪、卢沉无数的心血,也汇聚了人们太多的时代记忆。今年,周思聪、卢沉先生的子女将他们珍藏已久的《矿工图》组画及相关手稿53件捐献给国家,并由北京画院收藏。这是一次体系完备的整体作品捐赠,其中不仅有《王道乐土》《人间地狱》《遗孤》三幅已经完成的画作,还涵盖了与《矿工图》相关的速写、写生、习作、构图稿、草图等,通过这批捐赠作品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去梳理研究周思聪、卢沉关于《矿工图》的构思脉络和创作过程。


周思聪 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 177cm×236cm 纸本水墨 1982年
周思聪 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 177cm×236cm 纸本水墨 1982年


  这批捐赠作品的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78年到1982年,实际上《矿工图》组画最早的立意可以追溯到1966年。“卢沉首先有了初步的构思和构图,是以旧社会的矿工史为主线展开画面的。这套组画以《背井离乡》开始,描写农民逃荒求生,携家带口流入矿山(1979年《中国书画》上发表的《背井离乡》即此画的局部习作)。从第二幅《地狱之门》起,主要描写矿工们的生死搏斗,与厂主、监工、刑罚、瓦斯、饥饿、病痛等的触目惊心的搏斗,最后以《当家做主》的组画为结束”①。按照前期的构思和后期的实际创作去划分,我们可以将卢沉1966年计划的《矿工图》组画视作第一套。据周思聪身边的人回忆这套组画中的第一幅作品《背井离乡》已经完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图像资料,也不知作品现存何处。与之对应的《背井离乡习作稿》(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则是这幅作品的局部刻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作品面世。但是在我们整理这批捐赠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张尺幅相等、纸质相同、绘画风格一致的铅笔构图稿,每幅构图稿的底部都用铅笔书写了作品的题目,这些题目与卢沉1966年的构思中的名称是相对应的,所以根据这三张铅笔构图稿我们或许可以还原第一套《矿工图》构思之初的计划:《背井离乡》《地狱之门》《万人坑》《火种》《暴动》……《当家做主》,也就是说第一套《矿工图》组画至少是由六幅作品构成的。周思聪在《历史的回忆》一文中曾提到“但由于构思挖掘得不深,还停留在一般的说明上,甚至有些公式化、概念化,因而没有画下去……”。直到“文革”结束后,周思聪、卢沉才开始重新计划创作《矿工图》,所以会有1978年《背井离乡习作稿》的诞生,也就是说此时的创作计划仍是以第一套《矿工图》构思来展开画面的,那么这三张铅笔构图稿的创作时间应与1978年《背井离乡习作稿》的创作时间相近,或者说作为画作前期构图稿应该早于《背井离乡习作稿》的创作时间,即1978年以前。


周思聪 《背井离乡》《地狱之门》构图稿
周思聪 《背井离乡》《地狱之门》构图稿

周思聪 《万人坑》《火种》构图稿
周思聪 《万人坑》《火种》构图稿

周思聪 《暴动》构图稿
周思聪 《暴动》构图稿


  在“文革”期间,周思聪、卢沉并没有放弃对矿工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周思聪在1972年便经常去京郊的京西煤矿写生,1974年的北京迎春画展,她还专门创作了一幅展现新中国矿工形象的作品《井下告捷》(现藏于北京画院)参展。在这幅作品里矿工以高大强壮、红色健康的形象出现,无论是画面构图还是人物造型方法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今天广为人知的《矿工图》组画是从1980年开始创作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套《矿工图》。目前这套组画中所能见到的作品主要有四幅:《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遗孤—矿工图之六》。除此之外,便是周思聪、卢沉为了创作《矿工图》而绘制的大量手稿,特别是在此次捐赠的手稿中,我们发现了三件画面构图较为完整的《山海关—矿工图之二》画稿,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矿工图》构思脉络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周思聪在文章《历史的启示》中提到《矿工图》组画原构思为九幅巨制,文中涉及的作品名称有:《同胞、汉奸和狗》《王道乐土》《人间地狱》《遗孤》《历史的见证》,其中《历史的见证》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显示并未完成,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图像史料显示第二套《矿工图》的构思顺序应该为:
  《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1982年3月)
  《山海关—矿工图之二》(1981年设稿)
  《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1982年3月)
  《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1980年7月)
  《遗孤—矿工图之六》(1981年1月)②
  《历史的见证》(未完成)等共计六幅,也就是说在这套组画中还有三幅作品是我们无法得知名称和面貌的。


周思聪 井下告捷 139.5cm×187.5cm 纸本设色 1974年
周思聪 井下告捷 139.5cm×187.5cm 纸本设色 1974年


  “王道乐土”原指统治者施仁政,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安居乐业。但是在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将伪满洲国吹嘘成“王道乐土”,宣传所谓的“共存共荣”,引诱、蛊惑着关内的劳苦大众。然而在这谎言的背后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欺压与残暴罪行,是中国人民的流离失所与痛苦无涯。画面中卖子医夫的母子,沿途卖唱的父女,相依为命的姐弟,每一组人物的刻画都让观者触目惊心,都能让人发现“王道乐土”下掩盖的真相。
  “山海关”古称榆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它是沟通中国东北与华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在日伪时期山海关更是每一个中国劳工必经的关口,所以当时有“山海关啊山海关,如同一道鬼门关”之语。在《山海关》的水墨稿中,连绵的长城和山海关组成画面的主体背景,大量劳工组成的浩浩长队成为画面的中心,他们被残忍的捆绑着、看押着,侵略者将他们源源不断地推进“鬼门关”。


1980年,周思聪与卢沉在辽源煤矿井下写生
1980年,周思聪与卢沉在辽源煤矿井下写生


  “人间地狱”无疑是《矿工图》组画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幅作品,也是周思聪最后完成的一幅《矿工图》组画。它直观地描绘了东北地区矿山里残酷、恶劣的环境,画面中那些裸露、扭曲的身体,稚气未脱的孩童,依杖而立的老人,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奴役、压榨下的中国劳工,为了掠夺更多的矿产资源,侵略者将这里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间地狱”。
  “同胞、汉奸和狗”是首张创作完成的《矿工图》作品,也是尺幅最大的一张。在这幅作品的画面里有太多的细节可以去发掘:同胞们的枯瘦、扭曲的尸体堆成“尸山”,以及远处塞满了运送尸体的牛车;可恨的汉奸和翻译恭敬地面对着他们的主子,站在“尸山”上毫无尊严和人性可言;凶狠的恶犬在“尸山”上肆无忌惮……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在这幅作品面前动容,它揭露了太多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与凶残,这是一种泯灭人性的欺压与掠夺。这幅作品因为“刺激性最大”无法参与1984年周思聪赴日的展览。


1982年10月,周思聪于凉山昭觉街头画速写,邓华清摄
1982年10月,周思聪于凉山昭觉街头画速写,邓华清摄


  “遗孤”在1984年赴日的展览中,被赤松俊子称为“战争遗孤”。儿童永远是战争中最无辜的受害者。那些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孩子,他们因为战争而被自己的父母杀害、遗弃。赤松俊子曾写到“这些孩子是被中国人救起并抚养长大的,如果换作是日本人的话,我们会救助、抚养敌人的孩子吗?每次我想到这个问题时脊背上都会感到阵阵的凉意!”


1980年,周思聪与卢沉在辽源煤矿写生
1980年,周思聪与卢沉在辽源煤矿写生


  1981年,卢沉先生因为患肝炎病而退出了《矿工图》组画的创作,也就是说在《矿工图》组画中卢沉实际参与创作的只有《同胞、汉奸和狗》,以及在《遗孤》作品中的署名③。不过在这次捐赠的作品中有一幅卢沉作于1981年的水墨设色作品《矿工图局部》,这幅由卢沉单独完成的作品在构图、画风上与组画完全不同,画面内容也是表现矿工抗争,拆除铁丝网的场景。我们目前还无法判定这幅作品的主题,以及在《矿工图》组画中的位置。1983年,周思聪老师跟随北京画院写生团奔赴甘肃地区采风写生,很不幸的是在那里她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被查出患有类风湿疾病,所以在她回到北京后不得不放弃《矿工图》的创作。另外《矿工图》组画的创作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周思聪常常会因为不顺利而暂时中断创作。在她的概念里,这套作品的创作“要表现一种力,需要有男子的气概,我感觉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以一位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和精神状态去驾驭这种浩大悲壮的题材,的确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画面中要去揭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痛苦、最扭曲、最惨烈的灾难,对创作者的心志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坦白地说,在信息发达的今天我们去翻阅那些《矿工图》组画手稿和与之相关的参考照片时,仍会感到精神的压抑和心理的不适,更何况周思聪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位画家,还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消化吸收、艺术加工这些素材,这对于敏感而又柔情的周思聪来说是多么艰难的折磨和考验。
  第二套《矿工图》在表现主题、思想内涵以及创作手法上相较于第一套出现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在表现主题上经历了从叙述说明到认识理解的跨越。如果说第一套主要还是在表现矿工苦难境遇的话,那么第二套则是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从构思到创作之间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特别是在特殊年代里周思聪、卢沉感受到了“人民无权的痛苦,也唤起了对多灾多难的祖国历史的追忆”,这使得他们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更加成熟,对人类与和平的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为了更好地表现《矿工图》组画,1980年周思聪、卢沉两人结伴去了吉林的辽源泰信煤矿,因为这里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煤矿之一;这里的老矿工,是感受亡国之痛最深的人”。他们已经将对矿工命运的表述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在辽源煤矿,周思聪和卢沉体会到“那种沦为亡国奴的切肤之痛,因而也成为创作的动力”。他们访问了幸存下来的老矿工,画了很多速写,还去当地博物馆查阅、搜集了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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