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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日伪资料。回来后，他们将这些炭笔速写和写生转化成水墨习作，这些水墨习作就已经初具《矿工图》的变形风格了，画面压抑的黑色和夸张变形的人像都为以后《矿工图》组画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如果说辽源泰信煤矿之行只是在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认识深度上有助于创作的话，那么同年6月的日本之行，则在创作情感上给周思聪带来更多的触动。“这次难忘的拜访，对我和卢沉正在进行的《矿工图》创作有很大启发，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一个外国人，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谴责本国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当然更应该表现实际上发生和存在过的我们民族的历史灾难以及人民觉醒和斗争，以激励人们为使这种人间惨剧永不再演。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做出切切实实的努力”。访日归来后，周思聪、卢沉便开始了《矿工图》的创作，很快便完成了第一张作品《同胞、汉奸和狗》。之所以选择这张进行创作，可能是由于这幅作品的参考资料比较丰富和直观，在创作难度上要小于其他作品。但是在创作《同胞、汉奸和狗》时，周思聪、卢沉是非常严谨、认真的，除了常规的构图草稿和水墨画稿之外，他们还借鉴了西方大型油画的创作方法，专门绘制了一张尺幅等大的素描稿。虽然在其他三幅矿工图组画里再没有这种尺幅等大的素描稿出现，但是几乎每一幅作品都会有同尺幅的母本和初稿，如《王道乐土》变体稿（178cm×240cm 纸本水墨设色）、《遗孤》水墨稿（174cm×180cm 纸本水墨）、《人间地狱》水墨稿（193cm×180cm 纸本水墨）。这些作品在画面的构图逻辑上与最终稿非常相近，但是局部的修改也很明显，通过初稿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矿工图》组画的创作脉络， 可以了解创作者反复修改、修正自己作品的过程，它们也是《矿工图》组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周思聪 《山海关—矿工图之二》画稿 21.5cm×25.7cm 纸本钢笔 1981年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创作手法的改变，第一套《矿工图》基本上还是以写实手法为主的，但是在第二套《矿工图》中已经开始趋向于表现主义了，所以《矿工图》刚一面世便在表现形式上引起争议。有些人表示无法接受，说这些作品是“丑”的，人物形象是扭曲的，与当时主流的社会现实主义完全不符。当时的北京画院有内部的观摩和业务讨论活动，轮到大家观摩周思聪习作的时候，很多画院的油画家也参与了讨论。从周思聪写给马文蔚的书信中可以得知她自己对这次讨论会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的，另外在当时的社会反响中，她也听到了自己想听到的声音，那就是大家评价这些作品让人看了“不舒服”。因为在她最初的构想中，所希望展现的就是这种压抑的氛围和沉重的调子。在她的艺术追求中，“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④。在创作手法上《矿工图》达到了影视艺术中蒙太奇的效果，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单一性，不仅仅在同一个画面里展现不同的空间维度，还涵盖了时间的维度。画面中支离破碎的块面分割、几何形的框架以及那些变形人物的叠合处理，均使这些主流意识下的人物形象更加趋近于艺术家个体的表现，同时又具备了很强的现代感。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处于一个全新西方文化开始进入封闭的中国社会的时段，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通使得卢沉、周思聪对传统中国画进行了反思，在新的时期他们尝试探索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而且这种表现方式还要与《矿工图》的主题内容相协调。当时卢沉在中央美院的教学岗位上是一位非常具有革新意识的教师，他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信息接受比较快，而且出于教学目的他会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有自己的考量。在《矿工图》的创作过程中，周思聪会从卢沉那里得到一些艺术语言的参照，最后一张完成的作品《人间地狱》与之前的组画在画风上有很大改变，说明周思聪在延续《矿工图》组画整体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在寻求每一组作品之间的变化，使之更加符合表现主题，也可以避免视觉效果和创作手法上的重复…… （本文作者为北京画院美术馆策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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