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许多书画著作都是一派胡言！

    [编者按]创作出“奥运福娃”的著名画家韩美林近日出版了一套重达十几斤的《天书》。2008年1月2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韩美林《天书》出版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致信祝贺，祝愿韩美林青春永驻，艺术常青。本文为韩美林撰写的后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韩美林,山东济南人，1936年生。擅画动物、陶瓷艺术。1955年学习于中央美术学院，1960年毕业于中国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人是个很奇怪的物种，因为他有一个比别的动物更发达的器官——大脑。应该说，随着年纪增大，眼前的事忘得越快，但我一直不明白，童年的事虽然已与现在相隔五六十年，可总也忘不了，上小学的那一天似乎就在我眼前。

    我家在济南，住在现在的省府前街（布政司大街），东边一个巷子叫皇亲巷，连着的一个小巷叫尚书府。这个皇亲巷并没有皇亲，只是一个司马府的后门。据老人讲，也不知哪一朝的皇帝偷娶了司马家的一个小姐，因为不是明媒正娶，所以从后门接的亲……反正我们小孩听大人讲的事都犯糊涂，所以我也就糊涂着写，大家也只能糊涂着听了。

    讲这些不重要，主要是讲司马府后门旁边有一个庙，庙洞里有一个土地爷和一个供台，几进的院子里，有关公、观音，观音殿里还有一个私塾，那时的私塾已经有点背时了。我们街上的孩子主要在司马府后门和土地爷庙洞子里玩，加上巷子里有一、两条不管是谁家养的且都是挺“哥儿们”的小狗，小孩要求不高，有这些也就够了。

    有一天，放学早，我一个人来到土地庙，调皮的我无所事事，好奇地凑到土地爷大玻璃罩子里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没想到从土地爷屁股后面发现了“新大陆”，我伸手一掏是书！接着一本、两本、三本……越掏越好奇，后来掏出来的还有印章、刻刀、印床子。印章料有石头的、木头的、铜的……

    小孩财迷，见到这些东西那好奇劲、那高兴劲就甭提啦！就地一坐便“研究”了起来……后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往这里跑，东西没敢拿回家，“研究”完了就送回土地爷屁股后面，这样挺保险，没人会知道。那时我虽小，却挺懂事，怕带回家说我是偷的，那就洗也洗不清了。但又是谁将这些东西放到这里来的？至今是个谜。

    我从小智商不低，直到现今七十老翁，对某些感兴趣的东西仍过目不忘，好奇心“发达”（可我不感兴趣的电话号码、手机、相机、发票等与我“长期厮守”的可以说没有）。但是没想到那些书却影响了我一生——一本《四体千字文》、一部《六书分类》、两本《说文古籀》，后来，偷偷的一本本拿回了家，它们成了我的“终生伴侣”。

    此生第一次接触的文字是篆书，这些像图画的文字对我一个小孩来说新鲜、好玩。从小我喜于绘事，所以一拍即合，直到小学毕业这几本书就没有离开过我。小孩子天性好玩，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玩弹子的、有踢毽子的，可我却偏偏玩起了这些“图画”。

    故乡山东是孔子的家乡，从小写书法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五岁就写了字，家里再穷，也没有放弃让我们写书法，尤其上了小学以后，寒暑假母亲怕我们玩野了，就把我们兄弟们送到私塾去写字，学费不贵，每人只交一块钱。

    现在我是个画画的，可是我学书法的历史绝对在绘画之前。

    另外，那时我还玩篆刻，用刀在石头上、木头上刻，刻得满手都是血口子。后来我玩别的（绘画、雕塑、陶艺），而且越玩越大，篆刻就顾不上了，但篆书却一直伴我终生。

    我一再申明，因为是第一接触，我把篆字当成了“图画”，所以从我决定一生走美术道路起，篆书在我眼中也就走了“味”，它跟我走的不是书法路，加之后来我的兴趣又扩大的关系（甲骨、汉简、岩画、古陶文和一些符号、记号），它们在我眼里都没有以书法对待，而是成了根深蒂固的 “形象”。

    为此，我成了“另类”的古文字爱好者。

    我是一个从石头缝里夹生出来的小树，儿童时期，父亲早亡，母亲和奶奶两个寡妇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那时我两岁，弟弟还未满月。我上的小学是一个救济会办的 “正宗贫民小学”。但是我们可不是破罐破摔的人家，我早上没有早点，吃的是上学路上茶馆门口筛子里倒掉的废茶。我家再穷也不去要饭，不去求帮告助，不偷不拿，活的就是一个志气。所以我小学连着两年拿的奖状不是优异成绩奖而是拾金不昧奖。

    母亲的祖籍浙江绍兴，她家以前是济南有名的“大户”，可惜她赶上了她们毛家破落年代，但是她懂文化。我父亲少年丧父，只念过三年书，十七岁做了洋药房的店员（五洲大药房），但是他的英文和自制的药已显露出他的才气，可惜他二十八岁就归了西。

    虽然上的是贫民小学，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六个班里有三个美术、音乐老师，当时学校里演戏、唱歌、画画非常活跃。后来我上了大学听音乐欣赏课，才知道我小学时期就已经熟背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了，小学四年级就让孩子们苦读了《古文观止》。一个洋小学让我们孩子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六王毕，四海一”，扎实的古文底子早已在小学给“奠”好了。此外，我们班主任还经常让我给他刻印（其实是鼓励我），同学们也让我刻。拿着几本篆书的我成了同学们羡慕和尊敬的对象，尽管我的手经常都是血糊糊的。

    那时，老师、同学、家长和我们一起，虽然环境不好，可是团结友爱，彼此之间充满着和谐、友善，我们互相勉励，期待有一个辉煌的明天，我们在校歌中唱道——“但得有一技在身，就不怕贫穷，且忍耐暂时的痛苦，去发展伟大的前程……”

    后来才知道，我们小学的老师和访问过的老师、前辈，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专家，像李元庆、赵元任、陈叔亮、秦鸿云等，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界的脊梁。我小学演话剧 “爱的教育”，辅导老师就是秦鸿云，他是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的开拓者，也是江青、赵丹的老师。后来我到济南话剧团时，他在文教局戏剧科，我们还经常联系，可惜他“文革”时被江青弄到北京给灭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学校仍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没挂红黄蓝白黑的汉*旗，我们唱得是毕业歌、救亡歌，我十岁就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教我如何不想他……”。我八九岁就知道了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像迟海鸣、王鸿钧、华世奎，也知道何绍基，铁保等一些故去的书法家，他们都去过济南。

    我的私塾老师姓赵，经常给我们唠叨这些书法家，其实我们是小孩，谁写的好坏、写什么帖都是糊涂着听糊涂着记，小孩什么也不怕，就怕老师打板子、抽笔和罚跪，仗着我记忆力好，还记着这么几个人。

    我开始练的是柳公权，赵老师看我性格不对路就给我换了帖子。从那以后，我就练起了颜鲁公，再也没有换帖，直到四五年级时，老师让我写了一段爨宝子和泰山金刚经，换换口味，时间不长，又练回来了。

    我习惯了颜鲁公，况且老师给我讲颜鲁公怎么做人，怎么做官，怎么刚正不阿，怎么为民请命，怎么被人诬陷而被朝廷给缢杀的，他的人格魅力加之他少年赤贫，没有纸笔，扫墙而书的童年，与我美林同样的命运，我粉丝（FANS）一样跟着他的足迹走了一生。

    在我的童年里，石灰和墙是我的纸和墨，我经常在人家的墙上乱涂乱画，尤其是新墙，让人告状而挨揍是家常便饭，另外，我们巷子的石头路，也是我画画写字的好去处。

    山东文武英雄兼出，梁山好汉就是山东人，孔孟诸葛颜真卿也是山东人。我家出去尚书府就是教育馆，除了有个大众剧院场外（江青、秦鸿云他们就是在这里演戏），还有个大小武术班子，我们小孩受他们不少影响。皇亲巷的墙上、地上都成了我们的天下。写字、画画、练武术都是在这条巷里，我是孩子头，男孩女孩都听我的，一放学，先不回家，放下书包不管大小男女一律冲墙来个半小时倒立。二00一年我已经六十五岁了，心脏马上就要开刀，住在同仁医院，我为了对我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表示爱心，在无所示爱的情况下，灵机一动便三角倒立半个多小时，要不是她拉下我来，我还一个傻劲地在那病床上竖着，没想到医生来了，把我给熊得快钻到地窟窿里去了。

    我的武术老师姓潘，也是济南太极拳名人。

    总之，童年时期虽然懵懵懂懂傻傻乎乎，没想到瞎猫乱碰遇到了这么多的恩师。现在看，家里虽然穷点，但是我童年教育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走上了一条“另类”的童年教育的道路，算是歪打正着吧！

    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把我当成“小画家”来鼓励，我上过前后两个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济南第二实验小学，幸运的是我又遇上一个好的班主任，他也姓潘，古典文学、诗词、音乐他都很精通，他指挥我们全校的大合唱；同时这个学校还有三个美术老师，三个音乐老师。潘老师是馆陶人，是武训学校毕业后上的大学，私塾底子很厚，字当然写的很有功力，他平时用毛笔改作业和写条子，不用“原子笔”。武训学校培养的人都抱着一番雄心到社会上去闯天下的。我是穷孩子，潘老师是穷孩子，颜鲁公也是穷孩子，武训要饭办学，给了潘老师一个在我当时又要当“粉丝”的偶像形象。他是写汉简的，我到他家去过两次，他夫人很漂亮，是个小脚，他写的满墙书法，都是我没见过的汉简，这是我最深的印象，不过没有对我产生非写不可的程度，他的推荐没起作用。

    因为颜鲁公成了我根深蒂固的偶像。他除了给我做人的启示以外，书法上的苍雄郁勃、直立天地的那种我小孩儿说不出道不来的伟岸挺拔、磅礴恢宏的气势，无疑使我感到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一切的一切，毫无疑问地注入到我的身心并转化为我在做人上终岁端正的基因。我崇拜英雄。

    由于潘老师的教诲，在我的记忆中，又加进了几个英雄，诸如稽康、夏完淳、辛稼轩等等。这些有才有德的偶像，稽康和夏完淳都是宁死也不屈的英雄，他们都是被杀害的。夏完淳被杀时才十七岁，他律诗写得一绝。辛稼轩更是血气方刚的好汉，他一个人骑马杀到敌营将敌魁血淋淋的首级提回来，爱国爱得不下于陆游那伤心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