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艺术收藏故事     |      作者:佚名

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德国最重要的三座博物馆强强联手,2011年4月至2012年3月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最大规模最长时间的“启蒙的艺术”。

 

三位馆长一致表示这个筹备了好几年的展览“将向观众呈现一个向现代派转型时期的艺术世界”。

 

 

皇帝的宝藏

 

“这三个博物馆的前身都是贵族、诸侯、王室成员的收藏。”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代表成沁说。因此“启蒙时代的宫廷生活”是展览序幕,首先将人带进启蒙时期的宫廷,展示从后专制时期的王侯到德国第一位启蒙皇帝腓特烈大帝的宫殿藏品。

 

“启蒙的艺术”德方策展人奥利瓦·卡塞博士说:“腓特烈大帝的宫殿藏品在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和慕尼黑收藏馆都有,大都是比较老的油画,有宫廷画师专门画的,有收购的,还有从祖先那继承的。收藏油画展示的是帝王或诸侯的权威和地位。”

 

18世纪德累斯顿统治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也就是“强者奥古斯特”,从执政起就不断系统化地拓展藏品,其儿子1754年花2万杜卡特买入的拉斐尔名画《西斯廷圣母》至今仍是镇馆之宝;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拥有巴伐利亚王室维特斯巴赫家族历代公爵和选帝侯300多年的收藏,而后来的国王路德维希更是他那个时代欧洲君王中最重要、最狂热的艺术收藏者;腓特烈大帝则干脆自认是“误生王家”的艺术家,他在18世纪甚至将艺术品收藏提升为国家行为。

 

 

一个贝洛托,两幅风景画

 

展厅中有两幅威尼斯画家贝尔纳多·贝洛托的风景画,他曾被几个最大的王室雇为宫廷画师。受选帝侯马克西米委托画了慕尼黑收藏的《从东面看到的慕尼黑市容》,而他画的《在奥古斯都桥下从易北河北岸眺望南岸的德累斯顿》则由德累斯顿收藏。

 

“德累斯顿风景和慕尼黑市容也是两幅非常重要的画。收藏者在比较谁收藏的画是这个画家更好的作品,每个人都想把最有名最好的艺术家放在自己的宫廷里,不让他们为别人作画,这样就会拥有更多的展示自己实力的作品。”奥利瓦说。

 

 

无忧宫里的中国控

 

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画也在展厅,让人想起他和他传奇的无忧宫。“吾到彼处,方能无忧。”只有在这座位于波茨坦、他亲自设计的洛可可建筑里,他才能忘却国家事务,一心只当艺术收藏家、音乐爱好者。

 

传说他尊父命舍弃初恋情人,迎娶邻邦公主伊丽莎白·冯·布罗恩斯维格,但终生不再近女色。所以无忧宫是“无妇宫”,它接待哲人、艺术家,但不接待女性,一生崇拜丈夫的伊丽莎白也未能踏进半步。

 

他常独自去无忧宫画廊,喜欢看自己的藏画,那是他派人到欧洲各地买回的作品,有著名画家丁托列托、鲁本斯的画,还有大量华托的画,因为他尤其钟爱法国艺术。

 

腓特烈和强者奥古斯特还都是中国控,奥古斯特戏称自己有“瓷器病”,大量收藏中国明清瓷器,为了换151件中国青花龙瓷,竟把600个士兵交给腓特烈的父亲威廉一世。而腓特烈对彼时强大的清帝国也是青睐有加,在无忧宫中按中国风格布置书房,还在宫殿不远建了“中国楼”。当伏尔泰1750年首次造访无忧宫的,住的便是专为这位“中国迷”设计的房:满是瓷器和梅兰竹菊浮雕。

 

 

绘画女神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总馆长马丁·罗特说:“艺术在启蒙时期的欧洲有着特殊意义,艺术家成为社会中的权威、天才和革新者。艺术可以改变人与社会的理念成为整个时代的主导思想。”

 

画家地位越来越高,在意大利画家巴托尼的《造型艺术》中体现尤为明显。这幅寓言画里,造型艺术化身为三位女性:带圆规的是建筑女神,带锤子的是雕塑女神,位居中间,带面具的是绘画女神。“她在中间就说明当时绘画艺术在三门艺术中是最重要的。”

 

在多纳尔的《绘画艺术》中,胸前戴着象征绘画艺术面具的女神端坐画架前,注视着杜塞尔多夫美术馆馆长、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画家兰伯特·卡拉尔的画像。“这幅画所画的就是杜塞尔多夫美术馆馆长,他也是艺术批评家,也教画家怎么去完成一幅画。我们当今的艺术博物馆馆长都是艺术史学家,但是这位馆长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从女神到女人

 

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总馆长克劳斯·施恩克推荐他们馆中的常设展品:法国肖像画家玛丽亚?卡布丽埃尔·卡佩特1808年画的《画室一幕》。女画家卡佩特面向观众而坐,她身边坐在画架前的是她女老师拉比勒·盖亚德,老师正为法国新古典画派创始人韦恩画像。各领域艺术家聚集画室,交流会谈。

 

“启蒙时代有解放的人性,当然还包括解放的女性。这个年代女性有了新形象、新地位。从一系列油画能看出女性对自己身体、思想都有了新认识。她们在画中不再以衣服形象出现,生活中她们自己去组织沙龙活动,有自己的圈子,不再是家里面男性的衣服。”“启蒙的艺术”德方策展人约克·福尔纳格尔博士说,女性得到解放,也对艺术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因为画家也学会了要用新方式去画新女性。

 

约克指着展厅中的雕像《朱利叶·雷加米埃》说:“在以前要么只有圣母玛利亚、古希腊女神或其他传奇女性才会被雕塑成这样,但事实上雕像真正的人物是生活在巴黎的女性,一个非常出名的知识分子,领导着沙龙,有她的地位。”在巴黎主持一重要社交沙龙的朱利叶被尊称为雷加米埃夫人,她与同时代著名人物频繁通信,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雕像中,她按当时时髦样式把头发高高盘起,佯装害羞双目低垂。这个表现新女性形象的胸像堪称新古典主义肖像艺术杰作。

 

 

海因里克·丹内克

 

最重要的女性形象是克里斯蒂安·戈特利伯·希克画的《海因里克·丹内克》,此画甚至被放大挂在整个展览入口处。约克说:“这对我们整个展览是非常重要的一幅画,它是纲领,是启蒙时代标志性的作品。它非常有名,在德国每一本教科书里但凡涉及到启蒙艺术都一定会涉及到这幅画。”约克说假如只能用一幅画去表现启蒙时代艺术,他会毫不犹豫地选这幅。

 

希克画的是好友约翰·海因里希·丹内克的年轻妻子。在德国南部斯瓦本地区,希克和雕塑家丹内克共同推动了新的艺术流派:斯瓦本地区新古典主义。“他俩是一个圈子。”约克猜测:应该不是丹内克对他的好友说,来,请你为我的妻子画一幅这样的画。约克认为是艺术家的创造力和大时代两个原因,让这幅画成为传奇。

 

“更多这个时代出现的女性肖像画,旁边有她们的丈夫,妇女像花瓶似的陪衬;更多时候是画女性在室内,在沙龙活动上等。可是这幅画是她坐在野外一块石头上,自然在这个年代的同义词就是自由;她独自占据大篇幅,并且如此自信,如此理所当然,是只在启蒙时代才出现的。”约克说。她衣服的颜色黄白蓝,正是法国国旗的颜色;希克画于1802年,正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画家传递出:整个社会都应该像法国大革命提倡的那样,追求自由、平等、博爱。

 

 

充满情爱的聚会

 

洛可可艺术家中最擅长表现情爱的华托的代表作《郊外聚会》,因是腓特烈的收藏,放在“宫廷生活”展厅。但盛装聚会中,人们谈话、舞蹈、散步、邀约,充满了情、爱和暧昧。“这是这个展厅最有名的一幅画,而且从艺术史角度来看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幅画。”奥利瓦说此画很有特点的是除了很多地方的未完成状态,还有画的不是现实场景,是幻景,是理想化的场景。

 

“宫廷中的等级制度和压抑感画中全都没有。其实也是人类向往的自由境界,大家可以非常随心、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把自己的理想在画中展现。所以背景非常模糊,像在梦境中一样。”奥利瓦说。华丽衣服发出的光芒也是精心设计,更奇特的是,画中人大都背面或侧脸,所有人都不能辨认身份。“只有左下角仰起脸的人,也许比较容易辨认,但现在也不知道这人是谁。画出来的人可能都是戏剧、歌剧人物。”不过,奥利瓦非常确定这幅创作于1720年前后的画是受人委托而作,“而且可能是为法国的贵族所画,贵族后来在艺术市场上出售,然后被腓特烈大帝通过代理商买下”。

 

 

马舍姆家的孩子们

 

大幅的《马舍姆家的孩子们》很有爱。这是一幅杰出的作品,画家让孩子们融入到夏日田园之中,体现出思想家卢梭所推崇的远离城市的大自然教育。”这幅画于1787年的大师级肖像画是庚斯博罗受英国伯爵查尔斯·马舍姆委托而画。

 

“这个画最特别、最有趣的是孩子们被画在植物、树木中。他们开心、放松,身体语言非常亲近,而且他们身上还有非常天性的一面:跟动物相处和谐。”奥利瓦说第二个特别之处是精湛的技法,油画中用了快速的速写式笔触。

 

“前面女孩穿的白衣是画家手法最巧的地方,有些地方半透明,好像能看到裙子下的纱,而有些地方比较完整,这就创造了空间感。”奥利瓦道。这种手法将近100年后在印象派画里会经常看见,而100年前庚斯博罗已多次在画里用到。正是庚斯博罗出色的技艺和对夏日光影的处理让这幅画体现人类之爱,对动物的爱,对大自然的爱。

 

 

戈雅:虚构的真实

 

戈雅有三个系列作品挂在展厅。“戈雅是西班牙艺术史上最有代表性最著名的艺术家,他是王室御用画家,他不能自由地表现所有想表现的事情,他有义务去维护王室成员的尊严、形象。即使他身上有这样的枷锁,但他还是时刻不忘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身份。”约克说。

 

被称为18世纪另类艺术家的戈雅在《随想曲》中用尽辛辣嘲讽。80幅作品中,他夸张地记录了人们的恐惧、焦虑,呈现了各色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如《布道的教士》、《巫女上绞刑架》。

 

“《随想曲》在西班牙语里是想象的作品,他用小小伎俩对外宣布这些画都是他想象、虚构出来的,以逃避王室对他的禁锢、抑制。但这一系列出版后他也受到很大压力,以至于出版没多久就要从市面回收这些画。”约克说每一幅画里具体的故事有一些后世学者也无法理解。

 

表现战争对人性摧残的《战争》系列也有80幅,约克认为比《随想曲》更尖锐、更深刻。战争中人们互相用尽残忍手段折磨对方:酷刑、吊死同胞、强奸等各种血腥行为。约克说:“他创作这系列画时,整个欧洲都非常不太平,国家间的战争一直没停过。即使血腥、战争、丑恶成为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完全没人敢评论、敢表现,因此就不奇怪他18世纪前后创作这系列画后得不到出版。”

 

戈雅选择铜版是因创作一幅即可成千上万复制,他想进行反战宣传,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启蒙精神。但要获国王允许,出版社才敢出版。“一直到20世纪中期,戈雅的作品才解禁。”约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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