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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常低的价格将画交给美术馆，实际上是将画委托给了国家 刘自鸣与云南省美术馆的这场风波，引起了云南众多文化人的关注，他们认为，此事应引起云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如不尽快抢救刘自鸣的画作，将是云南省的重大损失。 事实上，一年前，云南省政协、省文联等诸多有识之士便发出倡议抢救和保护刘自鸣的画作，倡议称：“由于老伴去世，刘自鸣本人年事已高，加之从小失聪又孤身无子女，她的作品将会因缺乏有效的保护和抢救而遗失。对刘先生作品的抢救与保护已迫在眉睫。” 倡议发起者之一、著名诗人于坚指出，刘先生是一位软弱无力的弱势老人，不是政府机构，美术馆收藏其画作不能因为资金缺乏，便将代价转移到刘先生身上。“没有钱就应将画作全部退还”。 于坚认为，刘自鸣是“云南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不仅因为她的油画将西方表现主义风格和中国传统风格完美结合起来了，优雅、大方、朴素，富于东方精神，与当下野怪黑乱、夸张荒诞的潮流形成鲜明的对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更令人钦佩的是，尽管刘先生的作品是国家和民间收藏界竞相收藏的对象，但刘先生多年来从不卖画，她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她以非常低的价格将她的画交给美术馆，实际上是将她的画委托给了国家，是对国家的信任。她拿着500万元的收藏费并不是为了现实地享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一些文化人也认为，刘自鸣在云南油画界的地位之高，其作品艺术价值之大，一幅画仅3万元，很对不起刘先生，刘先生的作品给多少钱都不过分。系统完整地收藏包括刘先生在内的云南艺术界大师的作品，为他们建立独立的展览厅或博物馆，不仅可以丰富云南省美术馆的馆藏，而且也是在为国家积累财富。“政府应该对老艺术家有起码的尊重，不能仅仅是将对前辈的敬重停留在口头上。” 重视文化不能只重视迎合旅游热的文化 截至记者发稿时， 经过近3年的波折，刘自鸣终于可以带着她的141幅画作回家了，另外，由她亲手挑选的作品交给云南省美术馆收藏。 有专家指出，刘自鸣与美术馆的藏画风波，再次暴露出文化投入的不正确的政绩观。保护文化本是政府的职责，但“文化政绩化”却造成了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干预和伤害。 资料显示，全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0.4%，远远低于教育、科技、社保、卫生等事业。但即使在如此低的投入中，一些地方还从不正确的政绩观出发，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看得见、能为政绩加分的地方。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名人故里之争，如李白故里、曹雪芹故里等；争建子虚乌有的小说人物故里，如孙悟空故里、梁祝故里、西门庆故里等，把文化遗产的保护之路走偏了。 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的不断投入，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始建立，县级公共图书馆的覆盖率近90%，县级文化馆的覆盖率更是达到了近100%，在各个乡镇，也都有了自己的综合文化站。近1500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纪念馆等，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到了文化惠民政策带来的福祉。但在这其中，对文化软实力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却远远不够。 “文化保护和传承最重要的在大师本身，不能只满足于建设漂亮的广场展馆，辉煌的舞台和漂亮的剧院，没有大师一切都是空谈。政府应该创造条件传承记忆。”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说。 杨福泉指出，目前，投入大型文化工程和硬件，但忽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情况普遍存在，比如云南，场馆建设力度逐年加大，但在培养文化传人、保护画作方面却投入不够。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有的断层，有的苦于没资金维持，在一些村落，老艺人苦于生计无奈转行，传统手工艺和乡土文化持续衰落，传承经费没着落，一些珍稀的艺术品种正在衰落甚至消亡。 于坚认为，昆明有着上百年的深厚文化，但长期以来，昆明只重视那些肤浅迎合旅游热的文化，而不重视有分量的文化。比如诞生于清末时期的“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堪称中国近代雕塑史上的伟大杰作。比较一下吴哥窟、云冈石窟、四川乐山大佛、龙门石窟就可以看出，同是佛教雕塑作品，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是多么的具有人间气息，多么写实，甚至可以听见大罗汉们在呼吸，他们就是古代昆明人的形象。 “我认为从艺术价值来说，这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其价值完全不亚于吴哥窟。”于坚说，“但是旅游业对筇竹寺五百罗汉不感兴趣，因此就默默无闻。就如默默无闻的刘自鸣大师，得到应有的尊重了么？编导、主演《云南映象》的杨丽萍得到尊重，因为她发展了经济。” 画布就是她心中的世界 她是一个看上去极不入时甚至有些古板保守的瘦小妇人，戴着眼镜，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发式，70年代的衣着，她一生在沉默中度过，她不喜欢甚至害怕接触生人，因此，她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 她就是云南美术界的代表人物刘自鸣，尽管她的艺术成就卓越，但大多数中国人对刘先生知之甚少，即使在百度上搜索，有关刘自鸣的介绍也寥寥无几。 记者对刘自鸣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她的姐姐刘自强。这位北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系的退休教授，与她的妹妹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87岁的刘自强有着极好的记忆力和清晰的表达力。尽管两姐妹都年届高龄，但刘自强80多年来一直履行着大姐的义务，悉心照料着身有残疾的妹妹。而刘自鸣也如依恋母亲一般依恋着姐姐，甚至将自己的存折交给姐姐保管。每年冬天，刘自强都将刘自鸣接到北京过冬，第二年春天再送回昆明，因为“昆明人家中都没有暖气”。 刘自鸣1927年出生于昆明，11岁时，因患脑膜炎而双耳失聪，继而无法说话，丧失了与人交谈的能力。她的母亲——中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杰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刘淑清，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不愿因此耽误女儿一生，于是请来美术老师培养她绘画，使她走上了艺术之路。 1946年刘自鸣考入由徐悲鸿任校长的北平国立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至1956年，她先后在巴黎大茅舍画院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画，并结识了熊秉明和潘玉良；1953年刘自鸣的作品《冬天的早晨》于所在学校美术竞赛中获名誉奖，并在巴黎秋季沙龙展出。 1956年，刘自鸣回国前曾在巴黎美术路美术画廊举行个人画展，当年回国在北京文联美术室工作，后回到家乡昆明成为云南画院专业画家。回国后半个多世纪里，她执著于自己的艺术之苑默默耕耘，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省美展。 1957年，她的作品《静物》在全国青年美展中获得文化部的奖励；1958年，她的作品《蓝色调的瓶花》参加日本女流画家协会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国际妇女美展和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展。其作品《迎春花》、《山果》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当代中国油画》、《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油画全集》及美国纽约阿拉姆斯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中国画》均收入其作品。 刘自鸣很少与人交谈，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作画，完全处于沉默之中。她的生理疾患让人忽视了她的艺术成就，加之她的生活疏离世俗，使得她在过去的岁月里，美术史论界对她极少研究和关注。 与她谈话只能笔谈，她准备了很多小纸条供谈话用。与她交谈过的人说，和刘自鸣交谈绝不困难，她的回答简洁、清楚、准确，一般的话题，她只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只有关于艺术问题的谈话，她才显得兴奋，回答时写很多。 刘自鸣没有子女，她将自己的画视为儿女，常常坐在画前一坐就是许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种宁静，使得“画家在画她的画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图，不讨好谁，也不向谁说教，她的问题只是在她的画内。她专注地经营画内的和谐、宁静、整体、妥贴。”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中国数学家熊庆来之子熊秉明说：“无论是巴黎的街道，云南乡间的集市，还是家中摆设的一盆花、几只果，她总以质朴的手段画出一种深沉的气氛，她以存在层次的真诚去描绘周围的世界，这是一种人生态度，而在画中表现出来。这意境其实是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化所培养了的，她的家庭教育熏陶出来的，而她到了西方，在西方重新发现，重新认同，而得到发挥、成熟。” 著名画家吴冠中、詹建俊、朱乃正、袁运生等人都对刘自鸣有较高的评价，早在1983年2月号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上，袁运生就说：“刘自鸣是中国最有特色的画家中的一个。她的艺术感染力在于纯洁的自然的素质。” 有人说，刘自鸣如果是在北京，而不是在地处边陲的云南，她可能早就蜚声国内外。但刘自鸣对这样的说法并不以为然。 著名诗人于坚这样评价她：“像刘自鸣这样的艺术家，可以说是云南20世纪50年代过来的画家中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物，然而却鲜为人知，尤其鲜为他周围的人们所知。但她从未有过什么‘怀才不遇’之类的忧愤。对于刘自鸣，只要拥有了画布，就拥有了这个世界。”“她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保存了艺术活动的个人立场和前卫精神的画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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