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傅雷与黄宾虹先生的忘年之交

黄宾虹画像（一九七七年） 郁风

傅雷先生（一九三六年）

    本文作者黄苗子说：友情，是人类之间的自然组合，是社会构成的黏合成分，是集体和个人都离不开的生活范畴，更是推动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伟大力量，是个人道德、感情、品质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人历来推崇春秋时俞伯牙与钟子期在鼓琴艺术上互相倾倒的故事，“知音”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文人们历来慨叹“知音难得”。

    然而魏文帝曹丕却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说明自古以来，文化人向来渴望有人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作品，渴望有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但文人之间的互相瞧不起，“相轻”，却是从来就存在的事实。

    我读过民初上海出版的石印本——清初大画家恽寿平(南田)写给王翚(石谷)的尺牍，觉得他们互相推重的精神，确是令人羡慕，但总感到一般的客套太多，艺术上互相研讨的内容较少。有如萧伯纳所说的：“文人的互相恭维，有如两人互相交换着洗裤子。”

    以上是偶然想到的有关文人之间交谊关系的一些情况。因为要写关于傅雷与黄宾虹的文章，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这些。

　　傅雷与黄宾虹的通信

    黄宾虹(一八六五——一九五五)先生是我国艺术界的非凡人物，他在国画方面的探索、苦练、独创、入化，从理论到实践的高度，是前人罕见的。尤其是晚年，他把握水、墨、色、纸的变化，达到了中国画十分微妙的高境界。在当代艺术界，他的名气很大，地位很高，人们往往把他和齐白石、张大千并称。他一生勤奋，遗留的作品也不少。可是宾虹先生自己却慨叹“曲高和寡”，说过“我的画，三十年后，或许为人所知”的预言，但至今真正理解宾虹先生的“知音”，寡闻如我，总觉得还没有几位。

    四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不曾读过傅雷的译作，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等，他毕生致力于法国文艺名著的译介，很多人都知道他在文学上的伟大贡献和火热刚直的道德品质；此外，他在西方音乐上的知识和贡献，尤其是在中国和西方美术史上的湛深学问，却较少为世所知。

    最近偶然翻阅傅雷给宾虹先生的通信，仅据二○○一年三联书店版《傅雷书简》(以下简称《书简》)所收，自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这十一年间，竟有一百多通之多。大家也许奇怪，一位翻译大家，一位画坛宗师，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却有如此深厚的交情。

    但是如果了解到傅雷对美术的热烈感情和渊博修养，那就毫不奇怪了。

　　傅雷是宾老艺术的护法神

    傅雷是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刘海粟家与宾虹先生见面的，那时他对宾老的艺术见解，十分钦佩，认为“不独吾国古法(苗案：指传统画法)赖以复光，即西洋近代画理亦可互相参证，不爽毫厘；所恨举世滔滔，乏人理会……”(《书简》第一通)。

    大家知道，傅雷的性格是不轻易称许人的，那年宾老七十二岁，傅雷二十七岁，他们的年龄相差四十五岁，却是一见倾心，做出如此肯定的崇敬断言；以后来往日多，对宾老的艺术成就，就更加了解日深。直到一九五五年宾老逝世，这三十七年的交游，傅雷始终是宾老艺术的护法神；宾老画风的每一次变化，傅雷总是心领神会，指出其中窍妙，加以由衷地赞叹：

    历来画事素以冲淡为至高超逸，为极境。惟以近世美学眼光言，刚柔之间，亦非有绝对上下床之别，若法备气至、博采众长如尊制者，既已独具个人面目，尤非一朝一派所能范围。年来蒙先生不弃，得以纵览大作数百余幅，遒劲者有之，富丽者有之，平淡者亦有之，而笔墨精神，初无二致，画面之变化，要亦为心境情致时有变易之表现耳。(《书简》第四十三通)

    先生以数十年寝馈唐宋之功，发为尚气写意之作，故刚健婀娜，纯全内美，元气充沛，大块浑成……

    大作简笔(苗案：当指写意抽象风格，下同)者极精，与近代欧人理论风尚尤不谋而合，足征艺术一道，固不分疆域也。(以上见《书简》第六十一通)

    私心已无他愿，惟望能于文字方面，为国画理论略尽爬剔整理之役，俾后之志士得以上窥绝学，从而发扬光大。倘事平(苗案：“事平”指日寇侵华事件结束)之日，能有机缘，追随左右，口述笔录，任抄胥之劳，则幸甚矣!(《书简》第五十三通)

    但他对宾老的个别作品有看法，也在信中直言不讳：

    近年尊制笔势愈健奔放，而温婉细腻者亦常有精彩表现得心应手，超然象外……实乃识者公论。偶有见布局有过实者，或层次略欠分明者，谅是目力障碍或工作过多，未及觉察所致，因承下问，用敢直陈……(《书简》第七十三通)。

    尊制所用石青、石绿失胶过甚，邮局寄到，甫一展卷，即纷纷脱落，绿粉满掌，画面上已剩不及十一，……有损大作面目，深引为恨。(《书简》第九十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