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宗教历史画

宗教与历史，其实是无法严格分开的。尤其以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来作比较，中国不妨称之为“宗法的中国”，其中宗教气息稀薄而尘世万象更替；而欧洲可以称之为“宗教的欧洲”，无论是中世纪基督教会鼎盛时期的一千多年，还是此前的希腊罗马异教时期乃至文艺复兴以后教会势力逐渐衰落、异教精神重新崛起的时期，宗教的超越精神自始至终贯穿了欧洲历史。一部欧洲史，几乎就是各种教义（它们大部分来自亚洲）的争战史和兴衰史。不同时期的欧洲艺术家，从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传说以及基督教义中汲取了大量创作灵感，比如达·芬奇在《蒙娜丽莎》以外的另外两幅不朽杰作，一幅是基督教的《最后的晚餐》，一幅就是异教的《丽达与天鹅》。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包茨《最后的晚餐》

不同时期的宗教画，往往体现出当时的世俗思潮和社会形态；比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就是文艺复兴初期宣告异教精神重新“诞生”的一个划时代事件。而丁托列托的《银河的起源》，也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最有趣的宗教画莫过于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题材取自基督教，而表现方式是异教的━━全是裸体，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命人为这些裸体“穿”上衣服。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画家表现神话传说的作品主要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但也有一些取自不同民族自己的神话史诗，比如北欧神话，甚至取自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比如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宗教画的题材则是差不多的，很少越出《圣经》，少数出自《旧约》，比如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克洛德·洛兰的《示巴女王登舟图》；大部分出自《新约》。比如乔托的《犹大之吻》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尤其是新约即基督教母题，都被许多画家不避重复地画过。但同一母题的宗教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画家笔下，却往往传达出大相径庭的价值取向。宗教题材同题重画的最突出例子是拉菲尔，他一生仅活了短短的３７岁，而在他留下的近三百幅画中，大部分是圣母，以至于不得不用《西斯廷圣母》、《岩间圣母》等名目来加以区别。拉菲尔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大师之一，自然不可能具有中世纪式的虔诚，他的圣母并不是什么冷冰冰的无玷圣女，而是一位热爱尘世，充满人文精神的美丽少妇，画史上公认为这些亲切的“圣母”形象出自同一个模特儿━━他的情妇拉福尔纳里娜，甚至有人猜测“圣母”怀中的“圣子”就是画家本人与“圣母”的私生子，这就有些“亵渎”意味或低级趣味了━━尽管这倒恰好可以暗示圣处女神话的真相。

拉斐尔《圣母的婚礼》

高更几乎是走出这个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异教这两大欧洲传统宗教神话题材的唯一的例外。高更不仅反对基督教，而且反对希腊罗马的异教传统，他完全是欧洲全部文明和欧洲全部传统的激烈反对者，因此，他以塔希提土著的宗教信仰为题材的作品，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价值：《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不同时期的历史画，往往体现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由于不同的画家出生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画笔下的历史画自然有所不同，但这些历史画多多少少受到当时当地的宗教观的影响；比如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取材于一次真实的海难，但画家把它与宗教联系了起来，而且没有与基督教联系起来，而是与异教的希腊神话联系了起来。这在中世纪是不可想像的。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也属于此类。这是时代精神体现在艺术中的雄辩例子。

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

当然，不带宗教色彩的历史画也很多，而且越到近代越多，这是科学和理性精神的胜利，还历史以客观的本来面目。比如戈雅的《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大卫的《马拉之死》，格罗的《拿破仑在雅法鼠疫病院》，德拉克洛瓦的《希奥岛的屠杀》，以及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等。

德拉克洛瓦的《希奥岛的屠杀》

这些宗教历史题材的作品充分证明，从来就没有什么“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全部人类文化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存在任何真正独立的精神飞地。因此，欧洲画家在创造视觉美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宗教图卷。

宗教与历史，其实是无法严格分开的。尤其以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来作比较，中国不妨称之为“宗法的中国”，其中宗教气息稀薄而尘世万象更替；而欧洲可以称之为“宗教的欧洲”，无论是中世纪基督教会鼎盛时期的一千多年，还是此前的希腊罗马异教时期乃至文艺复兴以后教会势力逐渐衰落、异教精神重新崛起的时期，宗教的超越精神自始至终贯穿了欧洲历史。一部欧洲史，几乎就是各种教义（它们大部分来自亚洲）的争战史和兴衰史。不同时期的欧洲艺术家，从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传说以及基督教义中汲取了大量创作灵感，比如达·芬奇在《蒙娜丽莎》以外的另外两幅不朽杰作，一幅是基督教的《最后的晚餐》，一幅就是异教的《丽达与天鹅》。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包茨《最后的晚餐》

不同时期的宗教画，往往体现出当时的世俗思潮和社会形态；比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就是文艺复兴初期宣告异教精神重新“诞生”的一个划时代事件。而丁托列托的《银河的起源》，也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最有趣的宗教画莫过于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题材取自基督教，而表现方式是异教的━━全是裸体，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命人为这些裸体“穿”上衣服。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画家表现神话传说的作品主要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但也有一些取自不同民族自己的神话史诗，比如北欧神话，甚至取自其他民族的神话传说，比如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宗教画的题材则是差不多的，很少越出《圣经》，少数出自《旧约》，比如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克洛德·洛兰的《示巴女王登舟图》；大部分出自《新约》。比如乔托的《犹大之吻》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尤其是新约即基督教母题，都被许多画家不避重复地画过。但同一母题的宗教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画家笔下，却往往传达出大相径庭的价值取向。宗教题材同题重画的最突出例子是拉菲尔，他一生仅活了短短的３７岁，而在他留下的近三百幅画中，大部分是圣母，以至于不得不用《西斯廷圣母》、《岩间圣母》等名目来加以区别。拉菲尔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大师之一，自然不可能具有中世纪式的虔诚，他的圣母并不是什么冷冰冰的无玷圣女，而是一位热爱尘世，充满人文精神的美丽少妇，画史上公认为这些亲切的“圣母”形象出自同一个模特儿━━他的情妇拉福尔纳里娜，甚至有人猜测“圣母”怀中的“圣子”就是画家本人与“圣母”的私生子，这就有些“亵渎”意味或低级趣味了━━尽管这倒恰好可以暗示圣处女神话的真相。

拉斐尔《圣母的婚礼》

高更几乎是走出这个基督教和希腊罗马异教这两大欧洲传统宗教神话题材的唯一的例外。高更不仅反对基督教，而且反对希腊罗马的异教传统，他完全是欧洲全部文明和欧洲全部传统的激烈反对者，因此，他以塔希提土著的宗教信仰为题材的作品，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价值：《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不同时期的历史画，往往体现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由于不同的画家出生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画笔下的历史画自然有所不同，但这些历史画多多少少受到当时当地的宗教观的影响；比如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取材于一次真实的海难，但画家把它与宗教联系了起来，而且没有与基督教联系起来，而是与异教的希腊神话联系了起来。这在中世纪是不可想像的。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也属于此类。这是时代精神体现在艺术中的雄辩例子。

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

当然，不带宗教色彩的历史画也很多，而且越到近代越多，这是科学和理性精神的胜利，还历史以客观的本来面目。比如戈雅的《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大卫的《马拉之死》，格罗的《拿破仑在雅法鼠疫病院》，德拉克洛瓦的《希奥岛的屠杀》，以及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等。

德拉克洛瓦的《希奥岛的屠杀》

这些宗教历史题材的作品充分证明，从来就没有什么“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全部人类文化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存在任何真正独立的精神飞地。因此，欧洲画家在创造视觉美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宗教图卷。